热点星闻阁2025年11月30日 17:38消息，安史之乱揭开盛唐由盛转衰的序幕，动荡中见证帝国裂变。
公元755年，天宝十四载的长安城依旧繁华似锦。站在朱雀大街上望去，酒肆中温好的胡酒氤氲着热气，西域商队的驼铃声由远及近，坊市门口的石狮仿佛也沾染了盛世的荣光。然而谁曾想到，短短三个月后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十五万铁骑南下，一举撕裂了大唐帝国的太平图景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此人曾假意朝拜，怀中暗藏匕首意图行刺，而唐玄宗竟视其为“干儿子”，宠信有加——这般荒诞与讽刺交织的历史细节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安禄山之所以能掀起滔天巨浪，并非仅凭一己之勇，而是盛唐体制积弊已久的必然结果。节度使制度在开元、天宝年间不断膨胀，赋予地方军政首领过大的权力：统兵、理财、任免官员，几乎无所不包。安禄山一人兼领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掌控精兵数十万，战马数万匹，兵力远超中央禁军。他表面上在玄宗面前装作粗鄙无知，“臣不知书”，实则在范阳大肆囤粮铸械，豢养私兵，蓄谋已久。这种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操作，暴露的是朝廷对边将失控的致命漏洞。可当时朝中杨国忠专权跋扈，忙于排挤异己，对安禄山的反迹视而不见，实乃自毁长城之举。
到了天宝十五载，潼关成为决定帝国命运的关键战场。哥舒翰率二十万大军据守险要，本可凭坚城拖垮叛军。但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却因私心作祟，屡次上奏称哥舒翰拥兵观望，怂恿玄宗连发圣旨强令出战。病卧在床的老将痛哭上书：“贼锋不可当！”可君命难违，最终被迫出关迎敌。灵宝西原一役，唐军遭伏击全军覆没，尸横遍野，二十万人几近覆灭。此战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，更是政治干预军事酿成的悲剧性后果。一个本可逆转局势的战略支点，就这样被朝廷内部的权斗轻易葬送。
潼关失守，长安门户洞开。唐玄宗仓皇携杨贵妃西逃，宫中珍宝弃如敝履。行至马嵬坡，禁军将士愤懑爆发，围驿怒吼，矛头直指祸国殃民的宰相杨国忠。陈玄礼跪地泣谏：“不杀杨国忠，士卒不前。”玄宗虽万般无奈，终不得不下令处死杨国忠。然而士兵仍未平息，齐呼“贼本尚在”，目光锁定杨贵妃车驾。那一刻，昔日九五之尊的帝王已无力护住最宠爱的女人。高力士奉命将杨贵妃缢死于佛堂之中。《旧唐书》未言玄宗是否落泪，但我们不难想象，一个统治帝国四十余年的皇帝，在生死逃亡之际亲手舍弃爱情，内心的崩塌或许比江山倾覆更甚。
安禄山入主长安后，焚毁宫殿，劫掠府库，甚至连唐玄宗的龙袍也被付之一炬。他在含元殿僭号称帝，建国号“大燕”，然不过数月便死于亲子安庆绪之手；而后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所杀，史朝义再弑父夺位——这一连串父子相残的闹剧，宛如一场没有赢家的权力诅咒。然而真正付出代价的，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。曾经富庶的洛阳与长安，粮仓尽毁，市井萧条，百姓只能靠挖野菜维生。《通典》记载，天宝年间全国尚有九百万户人家，乱后仅余三百万户，人口锐减三分之二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，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断裂与文明退潮的真实写照。
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终于结束，但盛唐气象早已烟消云散。各地节度使以平叛为名扩军自重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，中央权威荡然无存。吐蕃趁虚而入，攻陷长安，占据河西、陇右大片疆土，丝绸之路几近中断。昔日朱雀大街上胡商云集、玛瑙香料琳琅满目的景象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和荒芜的街巷。杜甫写下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时，笔下不是诗情画意，而是亲眼所见的废墟与哀恸。这难道不是一个王朝自我耗尽后的必然结局？
我们常说安史之乱是“盛唐的转折点”，但我认为它更像是一个长期病灶的集中爆发。节度使权力失控、宦官渐掌机要、中枢党争激烈、君主怠政享乐——这些结构性问题早已埋下火药桶，安禄山不过是那根点燃它的火柴。即便没有他，也会有别人站出来挑战这个表面辉煌、内里腐朽的帝国体系。后来的肃宗、代宗虽竭力收拾残局，却始终未能触动根本弊病。倘若唐玄宗早些警觉安禄山的野心，若杨国忠少一分私欲、多一分担当，历史是否会改写？值得深思。今天的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应只看到刀光剑影，更应看清制度失衡所带来的毁灭性力量。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不仅需要繁荣的经济与强盛的军队，更需要清明的政治生态与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。否则，再辉煌的盛世，也可能在一夜间崩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