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讨宋代建阳坊刻兴盛原因，聚焦麻沙、崇化地区及五代时期的发展。
以麻沙、崇化（今书坊乡）的坊刻业起源于五代时期，到了两宋时期达到空前繁荣，尤其是南宋以后，建阳与杭州、成都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，其规模超过了浙本和蜀本。建阳刻书起源于五代，到清初逐渐衰落。祝穆在《方舆胜览》中将建阳刻书列为当地最重要的特产，并指出：“建宁府麻沙、崇化两坊出产书籍，被称为图书之府。”［1］（P479）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称赞道：“宋代刻书之盛，首推闽中，而闽中又以建阳最为突出。”［2］（P143）清代福建籍文人陈寿祺曾说：“建阳麻沙的刻书在宋代非常兴盛，延续至明末。四部大型典籍，大多从本地刊印流传到各地，约占五六成。”［3］（P956）
据张秀明所著《中国印刷史》记载，宋代建阳的麻沙和崇化两地已设有37家刻书作坊，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崇化余文兴的“勤有堂”、余仁仲的“万卷堂”、麻沙刘氏的“三桂堂”以及陈氏的“与耕堂”等，可谓人才辈出。尽管历代学者对建阳刻书的评价存在分歧，但多数人持肯定态度。朱熹曾说：“先前到临安时，有人认为建阳刻本质量不佳，应使用浙江刻本。后来我亲自查看后，发现还是建阳刻本更好。”［4］（P239）南宋时期，崇化坊的魏仲举不仅擅长写作，还精通刻书技艺，他刊印的《昌黎集》和《河东集》（清内府藏本）被《四库总目提要》称赞道：“纸墨如新，刻工精细，在宋代刻本中堪称上乘。”［5］（P262）建安人黄善夫在宋庆元年间刊刻了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将集解、正义、索隐三种注释合为一书，刻印极为精美，深受历代藏书家推崇。我国近代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傅增湘在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中对黄刻《史记》评价极高：“此书雕刻精良，初印本清晰锐利，是建阳刻本中最精美的之一。”［6］（P210）
宋代建本不仅在国内销量领先，更大量远销海外，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朱熹在《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》中提到：“建阳版本书籍，行四方者无远不至。”［7］（P4082）朱子学者熊禾在崇化同文书院上梁文中也写道：“儿郎伟，抛梁东，书籍高丽日本通。”［8］（P580） 从历史角度看，宋代建阳刻书业的繁荣不仅是文化发展的体现，更是当时印刷技术与商业流通高度发达的标志。建本的广泛传播，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，也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交流与融合。这种文化传播的力量，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。
不少研究者认为建阳刻书业的崛起，与其当地盛产适合雕刻书版的榕树、梨树等木材有关。如叶梦得曾说：“麻沙版多用柔木刻成，取其速成速售，雕刻不精。”［5］（P264）然而，叶梦得是江苏苏州人，对福建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，且他生活在北宋末期，当时福建的坊刻中心仍位于福州，直到宋室南渡后，建阳的刻书业才逐渐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。因此，他对建阳刻书业的认识难免存在偏差。若将建阳刻书业置于宋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，得出的结论或许会更加贴近事实。 从这一角度来看，建阳刻书业的兴盛不仅与自然条件有关，更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。宋代南迁后，南方成为文化重心，建阳凭借其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，迅速发展为重要的刻书中心。这种发展并非单纯依赖木材的便利，而是多种历史机遇叠加的结果。
一、社会安定，北人南移
汉武帝时期，闽越国发生叛乱，最终被汉军平定，汉廷采取了“虚地徙民”的政策，将闽越人全部迁往江淮地区。此后数百年间，闽北地区人烟稀少，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近300年。到了唐末五代，中原战乱频繁，统治者暴虐无道，滥杀士族，百姓生活困苦，许多文人、士子和政客纷纷南迁。宋人陆游在《傅正议墓志铭》中记载：“唐广明之乱（880～881年），光州人相保聚，南徙闽中，今多为士家。”《建安志》也提到：“自五代乱离，江北士大夫、豪商、巨贾，多避乱于此。”这一时期，闽北因远离战事，成为相对安全的避难之地。名相李纲曾感叹：“今闽中深山穷谷，人迹所不到，往往有民居，田园水竹，鸡犬之音相闻。礼俗淳古，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，此与桃源何异？”建阳刻书业著名的余氏家族也是在五代时期为避战乱入闽，其宗谱记载：“梁中大通二年（530年），余青为建阳令，避侯景之乱，在闽落籍。传十四世徙书林，以刻书为业。” 闽北地区在历史上多次成为人口迁徙的重要目的地，不仅反映了中原动荡对南方的影响，也展现了闽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地位。这种人口流动带来了文化、经济的变迁，也为后来闽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从汉代的“虚地徙民”到唐末五代的南迁，闽北始终是乱世中的一个避风港，这种历史积淀至今仍能在当地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看到痕迹。
宋室南渡后定都临安（杭州），福建因远离金兵占据的北方，相对更为安全，因此成为许多北方家族南迁的首选之地。如靖康之难中留在京城的宗室几乎无一幸免，而那些移居外地者则得以保全。部分宗室在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被迁至福州作为西外，泉州作为南外，以躲避战乱。［11］（P984）在宋朝统治的319年（960～1279年）间，除了个别山区的动乱之外，福建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和平状态。作为入闽的重要通道，闽北地区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，人口迅速增长，经济与文化发展达到历史高峰，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以往任何时期，成为仅次于临安的文化重镇。朱熹曾感叹：“天旋地转，闽浙反居天下之中。”［5］（P238） 从历史角度看，福建在南宋时期因地理优势和政治环境的稳定，成为北方士族避乱的避风港，也推动了当地文化的繁荣与多元融合。这种历史机遇不仅改变了福建的人口结构，也深刻影响了其文化格局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
北宋末，金兵南侵加剧了中原人口向南方的迁移，朱熹曾指出：“靖康之乱，中原涂炭，衣冠人物，萃于东南。”［7］（P4303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大量北方世家名流迁入福建。例如，刘子羽家族在抗金失败后选择隐居崇安五夫里。战乱中，建阳麻沙、崇化一带因山水秀美、物产丰富且环境相对安定，吸引了众多南迁的大家族。如洪氏家族，因金人南侵，其父洪皓被任命为通问使赴金，未能归国，其子洪获麟悲痛而亡，两子遵从父亲遗愿，一隐于建宁书坊，一隐于同安小登屿。［12］（P46）此外，著名理学家张载的九世孙也避居麻沙，其后人张德于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中进士，任邵武知县，携祖宗牌位南下，途经麻沙时被当地景色吸引，恰逢咸淳年间战乱，道路不通，遂定居于此，并建横渠书院五十楹。［13］（P979）南宋初年，受宋金战争影响，闽北地区人口迅速增长，形成了一次显著的人口高峰。 **看法与观点：** 这段历史记载不仅反映了战乱对人口分布的深刻影响，也揭示了文化与学术在动荡中的延续与扎根。北方士族南迁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流动，更是文化、教育和思想的传播。像张载后人这样的例子，说明即使在战乱中，知识阶层仍努力维系传统，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。这种文化的融合与沉淀，为后来闽北成为理学重镇奠定了基础。
《建瓯县志》载：“中原丧乱，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。建为闽上游，大率流寓者居多。“［14］（P426）随着北人南迁规模越来越大，闽北文化始盛。“惟昔瓯越险远之地，为今东南全盛之邦。”［15］（P127）建阳崇化、麻沙书坊的黄金时代到来了。正如清末陈衍《补订闽诗录叙》所评：“文教之开兴，吾闽最晚，至唐始有诗人，至唐末五代，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，诗教乃渐昌，至宋而日益盛。”［16］（P44）北人南迁进入福建的路线主要有3条：一是由江西铅山经分水关入闽；二是由江西临川、黎川经杉关入闽；三是由闽浙边界经浦城仙霞岭入闽。此三条线路中经分水关入闽者居多，而杉关和分水关两条路线于建阳相衔接。建阳地处闽江上游，流寓者居多。但大量移民的涌入，使这里土地迫狭的问题更加突出，闽北俗称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。南宋朱服评闽北“水无涓滴不为用，山到崔嵬犹力耕”［17］闽北多梯田，“田尽而地，地尽而山，虽土浅水寒，山岚蔽日，而人力抽致，雨露所养，无不少获。”［18］（P359）生籍繁夥，耕耨殆尽，无田可耕迫使部分人口转向刻书等手工业生产和销售。大批文人入闽后生活困顿，刻书业利润较高，文人们在此行业就业也算是学有所用，连安于清贫的大理学家朱熹也曾刻书贴补家用。大批文人学者入闽为建阳刻书业提供了刻书人才和稿源，并成为书坊消费者。
随着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闽北地区战乱不断，闽北逐渐失去了其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，大量家族被迫迁往其他地方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刘超然曾感慨道：“柳氏在宋代兴盛，钱氏在清代繁荣，而如今已无此类人物。曹墩因曹姓得名，萧屯因萧姓得名，哀墩、哀岭则因哀姓而得名，但如今这些家族已不复存在。”［19］（P75）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建阳刻书业仅在两宋时期达到鼎盛。
二、文化昌盛，科举发达
（一）地灵人杰
闽北文化在宋代达到鼎盛，有82位人物被记载于《宋史》。宋代闽北地区共有2092名进士，位列全国前茅。两宋期间，闽北籍担任宰相的有13人，其中正宰相8人。“衣冠诗书，风气大盛，人才之多，冠绝天下。”［20］由于北方人口的迁入，闽北在两宋时期聚集了众多名人，如爱国宰相李纲、开创西昆体的杨亿、婉约派词人柳永、著有《春秋传》的胡安国、法医学家宋慈、史学家袁枢以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等。他们大多著书立说，为建阳书坊提供了丰富的书籍素材。大量学者和士族迁入闽北，为建阳刻书行业提供了人才保障。例如崇化地区书坊林立，刻书人才不断涌现：编撰《方舆胜览》的祝穆、编写《诗人玉屑》的魏庆之、注释韩柳作品的魏仲举等，都是当时著名的书坊代表人物。
（二）教育发达
宋仁宗以后，朝廷大兴学校，闽北各地都建立了官学，私立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，读书蔚然成风，“五步一塾，十步一庠。”［21］（P72）宋大观间（1107～1110年），建州州学课堂达300余间，学生不下千人。闽北各县地方官府普遍设置学田，以解决部分学生生活之需，鼓励学生入学。如建阳县学建于北宋，“其后县伊王渥复增学田，以廪学者。”［10］（P9）崇安知县事赵侯在淳熙七年（1180年）“视境内浮屠之籍，其绝不继者凡五，曰中山、曰白云、曰凤林、曰圣历、曰暨历，而其田不耕者以亩计凡若干。於是悉取而归之于学，盖岁入租米220斛。”［7］（P4111）各县的私学—书院也纷纷成立。闽学的发展推动了闽北教育的发展。在杨时、游酢将理学传入闽北后，罗从彦、胡安国、李侗等学者不断努力，经朱熹融百家之长，终于形成在全国影响极大的闽学学派。朱熹逝世后，黄干、蔡沈、真德秀、陈淳、熊禾等人继续发扬闽学。理学家纷纷创立书院，朱熹一人就在闽北创建4所书院，从史料记载看，建阳宋代有18所书院，为闽北之最，其次为崇安县，有8所。在闽学的影响下，闽北读书之风日盛，如建阳县经“南宋朱、蔡、游、陈诸君子倡明道学，彬彬然为道义之乡。”［22］（P37）
（三）民风重学
宋人刘克庄诗云：“闽人务本亦知书，若不耕樵必业儒。”［23］《建瓯县志》载：“家有诗书，户藏法律，其民之秀者狎于文，……建推邹鲁，乃诗书之薮也。”［14］（P433）闽北民风纯朴，崇文好学之风浓郁，读书人在社会上受人尊敬，乡人每逢宴饮，必请读书人上坐。祖籍武夷山五夫的柳永所著《劝学文》直白地道出了学子苦读的动力：“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，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。”［24］（P1097）闽北藏书家也大 量出现，如宋咸、余良弼、詹体仁等，建阳人宋咸，北宋天圣乙丑（1025年）进士，任职过邵武军、韶州知府等职，后建霄峰精舍以作藏书楼，“积书充栋，图为讲道开来之计。”［25］（P77）余良弼，闽北顺昌人，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进士，“为政知大体，每以教化为先，聚书几万卷。”［26］（P248）朱熹得意弟子詹体仁生平勤奋好学，聚书达数千卷。
（四）科举兴盛
宋朝时期重视文教，推崇儒家思想，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，使普通百姓和贫寒士子也有了更多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机会。闽北地区山高水冷，农耕条件恶劣，但科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，一旦考中便可直接做官，为家族带来荣耀，因此，读书入仕成为闽北学子普遍追求的目标，许多学子穷尽一生致力于经书研读。朱熹曾感叹：“如今的世人，即使孔子再生，也不得不参加科举。”［4］（P246）宋神宗将《易官义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定为考生必读书籍，这使得建阳地区的坊刻书籍以经史类和类书为主。朱熹曾说：“建阳的书籍……上至六经，下及注释、史书、诸子百家。”［7］（P4082）岳珂（岳飞之孙）在《愧郯录》卷九中提到：“自从朝廷以科举取士，……建阳的书铺便不断刊印书籍，每月更新，年年不同，以求快速销售。各地辗转传抄，考生常携带这些书进入考场，用来迷惑考官，称为‘怀挟’。”［5］（P260）应试用书需求的增加直接推动了建阳坊刻的繁荣，“五经四书流传广泛，人们称这里为小邹鲁。”［25］（P79）
三、交通便利，原料低廉
建阳交通便利，麻沙、崇化两坊是建阳和邵武两郡走廊，距邵武不足百里，通过古驿道，再过杉关，建阳刻书经此可达赣东重镇信州（上饶）。麻阳溪水路运输便利，闽北地区山高路陡，陆路通行不便，而麻阳溪水路畅通，朱熹一生中在闽北建立的四所书院，除武夷精舍外，寒泉精舍、晦庵草堂、考亭书院都在麻阳溪畔，除山水秀美外，舟楫之利应是朱熹修建书院择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图书经麻阳溪扬帆顺流而下便可进入建阳城，通过图书经销商向本地用户出售，部分经风水关和仙霞岭等通道进入邻近的江西和浙江等地。分水关路由崇安至江西铅山是闽赣孔道，车马之声昼夜不息。经风水关驿道进上饶河口，江浙闽粤客商云集于此，由上饶溯信江，经玉山县信江段船行百里至“八省通衢”坊。江浙书籍，由此下船运往南方，闽粤书籍则由此转运到常山县草坪驿，移货江山货船，便可以由钱塘江顺流而下前往杭州。建阳刻本，多由分水关路运销外地。麻阳溪和从武夷山南下的崇阳溪在建阳濯锦桥下汇合流向南平，称闽江，部分建本顺流而下经闽江转福州、泉州等港口转运至朝鲜、日本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。1241年，日本僧人回国时带走了包括祝穆的《方舆胜览》、朱熹《论孟精义》等建本书籍在内的数千本经籍，至今仍有不少宋代建阳刻本精品珍藏在日本，如宋建阳刻本《纂图互注周礼》、《纂图互注礼记》、《新雕名臣纪述老苏先生事实》等。宋庆元间建阳坊刻刘元起刻印《汉书》一百卷、《后汉书》一百二十卷，流入日本后被日本人视为国宝珍藏。
宋代泉州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，北宋皇祐年间（1049～1054年），泉州城人口已达到80万。当时，朝廷规定历次出使高丽的使节所乘坐的船只，均由闽浙地区的监司代为雇佣，从泉州出发前往新罗、高丽。这些海船需经过四明（今宁波），部分建阳刻印的书籍也通过海路销往浙江等沿海地区。 从历史资料来看，泉州在北宋时期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也是文化与商品交流的枢纽。80万的人口规模在当时极为罕见，反映出其经济繁荣和城市功能的完善。而官方对海外交往的重视，以及通过海路进行的文化传播，更说明了泉州在当时国际交流中的关键地位。这种跨区域的贸易与文化传播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。
闽北竹木资源丰富，漫山遍野尽是茂林修竹，刻书版所用的红梨木等原料丰富，造纸业特别发达，造纸材料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，色泽稍黄，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，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麻沙纸。郭柏苍《闽产异录》载：“建阳扣，本地人呼为书纸。宋元麻沙本，皆用此纸。”［5］（P252）麻沙竹纸就近生产，成本低廉，是当时中国纸张中最便宜的，并使建本书籍售价仅为浙本书籍的一半，倾销全国，建阳一跃成为全国出书最多的地方。
四、结语
五代时期，王审知在治理福建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政策，为后来宋代建阳刻书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他一方面积极兴办教育，采纳翁承赞的建议，设立学校以培养闽地的优秀人才；另一方面不惜重金，广泛搜集散佚的书籍，并启动官方刻书活动，以弥补战乱带来的文化损失。这些举措可能成为建阳刻书业萌芽的重要推动力。 我认为，王审知的文化政策不仅体现了他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，也反映出他在动荡年代中对文化传承的深远考量。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刻书行为，为后世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积累与传播机制，也为建阳地区日后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埋下了伏笔。他的做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，对推动地方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宋代推行“强干弱枝”的政策，导致边疆防御力量逐渐削弱，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侵扰日益加剧。这促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重心南移，大量中原士族举家迁入福建，带来了大量人才、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，推动了闽北地区的发展，书写了最为辉煌的篇章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宋代的刻书业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。科举制度的兴盛和浓厚的读书风气为建本图书的内销奠定了基础，同时交通便利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则促进了刻书规模的扩大，在规模化生产中有效降低了成本，增强了建阳刻本在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。回顾闽北各朝代，唯有宋代，尤其是南宋时期，才能汇聚如此多的编辑和刻书人才；也只有在这一时期，才拥有相对和平的环境和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，加上水路交通的便捷以及原材料的丰富低廉，使建阳刻书业在中国刻书史上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。（苏丹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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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4期返回，查看更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