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茂公陪李世民饮酒,酒醒后惊见身披龙袍,巧妙保命。
文|星海

编辑|星海
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
夜色沉重,帐外风声突起。长安宫门内外,灯火通明未歇。那晚的宴席,或许只有少数人能平安离席。

徐世勣——这位在动荡时代中历经起伏的男子,曾与李世民同桌共议、协同谋划,并肩作战。

刀下结盟

乱世初起,隋炀帝好大喜功,频繁发动战争,南征北战,导致民力枯竭。关东、河北地区纷纷出现众多起义势力。徐世勣出生于山东东阿,家庭并不显贵,但自幼便投身军旅,擅长骑马射箭,精通兵法。当时他不过二十多岁,就已经被地方武装招募任用。

瓦岗寨的旗帜在黎阳高高升起,李密、翟让、单雄信等人聚集数万之众,号称“兴义兵”。徐世勣投奔其中,带来数百骑兵。他很快因勇猛而声名远扬,往来敌阵之间如履无人之地。他率军攻占荥阳,坚守洛口仓,获得千车粮草,军队纪律严明,士气高昂。 从历史角度看,瓦岗军的崛起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扩张,更是乱世中民众对正义与秩序的渴望。徐世勣的加入和其表现出的战斗力,为这支起义军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而洛口仓的控制,则为其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,显示出早期农民起义军在战略上的成熟。

瓦岗联盟本身便十分脆弱。李密在受到隋朝招抚后,又背叛了唐朝,导致内部猜忌不断加剧。翟让被杀的那个夜晚,徐世勣亲眼目睹血流满营的惨状。他沉默地收拾起兵器,带领自己的部下离开军营,直奔太原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独自做出阵营选择。 从历史角度来看,瓦岗军的兴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。李密的反复无常和内部矛盾,直接导致了联盟的瓦解。而徐世勣的选择,则体现了个人在动荡时代中的清醒与决断。他的举动不仅是对局势的判断,更是对自身命运的掌控。这种在乱世中寻找出路的行为,值得后人深思。
太原城中,李渊已经起兵反隋。李世民率领军队担任先锋,士气高昂。徐世勣归顺唐朝时,随行带着数千名士兵,军纪严明。李渊询问他前来的原因,他只回答:“为天下大义。”这句冷静的回应,让他得以留在唐军之中。
初入唐营,他并非核心人物。房玄龄、杜如晦负责文职事务,李靖、尉迟敬德则主导军事行动。徐世勣自知根基尚浅,因此不追求显赫名声。他虽少言寡语,却总是亲临战场,参与每一次战斗。 从历史角度来看,这位人物虽然不在权力的核心位置,但其行动力和忠诚度不容忽视。在那个群雄并起、战事频繁的年代,能够始终坚守前线,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品质。他的存在提醒我们,历史的进程不仅由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推动,也离不开那些默默付出、不求回报的参与者。
攻太原时,他带兵抄小道,截隋军辎重。长安陷落后,李渊称帝,是为唐高祖。徐世勣因军功封怀化郡公。
天下未定,李渊令李世民出征王世充。洛阳一战,唐军苦战不下。世民遣人召徐世勣。史书记:“世勣以轻骑破敌,焚其舟舰。”洛水被火光映红,世勣率兵突入王世充军后营,战至天明。这一战奠定他在唐军中的地位。
胜利之后,他没有邀功,只请为士卒赐赏。唐军中流传一句话:‘徐公分饷,先兵后己。’太宗记下了这个人。
随着唐朝势力扩大,李渊与诸王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李建成为太子,李世民居功而心怀不安。徐世勣身在军中,常被派往外地征战。他看似远离权力中心,却听得风声。
一次凯旋归来,他在东宫参加宴会,太子特意安排他坐在前位。李世民得知后冷笑着不语,第二天又将他召到秦王府议事。他对此两方面都未作出任何表态。
那几年,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军功榜上:参与征讨刘黑闼、平定高开道、抗击突厥。每次建立战功,他都会被赏赐金银绸缎,却从不主动请求晋升。他性格沉稳内敛,善于隐藏自己的锋芒。
太原到长安,这一路上充满了血与警惕的交织。徐世勣以刀为生,却凭智慧得以生存。他明白,真正的危险,不在于战场,而是在于朝廷之中。
血色权力的选择
626年六月初四,长安的晨雾尚未消散。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前往皇宫朝见。玄武门外,埋伏的士兵悄然待命。这一天,唐朝初期的命运被彻底改写。
徐世勣当时任左武卫大将军,统领禁军一部。玄武门政变爆发后,仅几个时辰,城门控制权落入李世民手中。太子、齐王皆死。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等人立下首功。
三日后,李渊传位于李世民,是为唐太宗。在随后的封赏名单中,徐世勣的名字出现在其中。这表明他选择了保持沉默,也意味着他得以保全性命。 在我看来,徐世勣的入选既是对他在政变中立场的某种认可,也是对他在新政权下生存智慧的肯定。在权力更迭的动荡时期,他的选择显示了谨慎与务实的态度,这种处世方式在历史中往往能带来更为长久的安稳。
那段时间,长安气氛紧张。旧太子府人心惶惶,监军、侍卫都在自保太宗接见旧臣时,神色冷峻。徐世勣被召入殿。他行礼不过三步,未多言。太宗看着他,只问一句:“卿可安?”
史书仅记载“世勣顿首谢恩”,虽无对白,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事实——他已被重新接纳。 从这一简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,李世勣在经历了一段政治上的波折后,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信任。这种“顿首谢恩”的行为,不仅是一种礼仪上的表达,更象征着他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得到了恢复。在古代政治环境中,这样的举动往往意味着关系的修复与信任的重建,也反映出当时朝廷对于功臣的态度和处理方式。历史的细节虽少,但透过这些文字,仍能感受到人物命运的起伏与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。
太宗即位后,他升任左骁卫大将军,并被赐予齐国公的爵位,这是极高的荣誉。在玄武门之变后,许多旧将或被削职、或被放逐,唯有他依旧稳居高位。他深知这份信任来之不易,也更加谨慎行事。 在我看来,这种特殊的待遇不仅体现了朝廷对他能力的认可,也反映出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清醒的立场。在权力更迭之际,能够稳固地位,实属难得。这或许也暗示了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与忠诚,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。
政变之后,朝中旧怨未消。房玄龄、长孙无忌为新政核心,尉迟敬德、李靖分掌军权。徐世勣的位置微妙——功勋显赫,却不属任何派系。
他每天上朝时只是谈笑风生,退朝后便直接返回府邸,从不与他人一起宴饮。太宗观察到他的谨慎态度,称赞他“为人稳重”。
贞观元年,突厥入侵边境。唐太宗亲自出征,任命徐世勣为前锋。他率领五千士兵连夜行军一百里,突入敌军阵中,斩杀敌人众多。唐太宗在军中称赞道:“徐世勣能够果断决断,毫不迟疑。”
战后凯旋,他并未请求功赏,而是上奏请求“优恤阵亡”。太宗批准了这一请求。这一次,他依然凭借谨慎的态度保住了自身的安稳。 从历史记载来看,这种不争功、重恤民的做法,往往能赢得更高的信任与尊重。在权力斗争激烈的环境中,选择低调处理问题,不失为一种智慧的生存之道。
但玄武门的余波仍未平息。李建成的旧部仍存,流言蜚语不断。太宗下令彻查,数人因此被处决。徐世勣却未受到牵连,因为他在这场变故中既未明确支持任何一方,也未被指认参与其中。他身处险境,却始终安然无恙。 从历史角度来看,徐世勣的处境反映出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谨慎与智慧。在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,保持中立并非易事,而他不仅做到了,还保全了自己。这种处世之道,值得后人深思。
在唐初政坛,许多杰出将领因功高而遭人猜忌。李靖曾被诬陷,尉迟敬德也多次主动请求退隐。唯有徐世勣始终在职位上稳如泰山。他深谙一个道理:权力的核心越耀眼,投下的阴影就越明显。他宁愿做那默默无闻的影子,不引人注目。
贞观三年,太宗在朝堂上亲自授予节杖,徐世勣再次被封爵。他跪地叩谢,没有抬头。那一刻,整个殿堂寂静无声。
太宗说:“卿忠厚,可久任。”
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之变,他历经三朝更替、参与数十场战役。他的刀始终锋利,他的心始终沉稳。
当尘埃落定,史书仅记载了几句话:“世勣为人谨慎,坚守本分,不居功自傲。”这简短的十个字,仿佛是他一生的防护铠甲。
沙场无言的忠诚
玄武门之后,大唐的疆土进入扩张期。徐世勣的军功,也在这一阶段被完全确立。他掌兵纪律严、行军稳,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将领之一。
贞观三年,突厥大举南下。颉利可汗率数万骑逼近朔州。太宗决意北征,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,徐世勣为副统。二人同出灵州,昼夜兼行。冬寒彻骨,行军一千里。
徐世勣身先士卒,亲督先锋渡黄河。战于阴山北麓,唐军以奇兵断敌粮道。颉利可汗仓促撤退。徐世勣乘势追击,俘其部众数千。太宗闻捷,下诏嘉奖。史书记载他“克复定襄,功居多”。
战后论功,李靖封卫国公,徐世勣加封齐国公。他依然低调,不设庆宴,不建府邸。那年春天,太宗在凌烟阁绘功臣二十四人像,徐世勣列其中。画像中,他立姿端正,眉目平静。这份平静,是历经血火后的清醒。
贞观八年,他随太宗西征吐谷浑。那一仗艰苦异常。大军穿越青海无人区,风雪连天。前锋辎重断绝,粮草难继。史载“士卒冻馁死者相继”,徐世勣未退。
他组织士卒掘冰取水、煮马皮充饥。夜里气温骤降,他以毡覆尸,命军士以弓矢为栅,守营而不动。
此战持续两个月,最终攻破吐谷浑王庭。唐太宗下诏表彰功绩,赏赐丝绸一万匹。徐世勣只领取一百匹,其余全部分给士兵。
他的部下称他“公如铁”。他严肃寡言,不容丝毫懈怠。军中纪律严明,违者必惩,但他从不随意处罚。战事结束后,他亲自清点阵亡将士,一一妥善安葬遗骨。史书称他“以义服人”。唐太宗曾评价:“世勣治军,不烦而整。”这是皇帝对他最高的肯定。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,这位将领不仅治军有方,更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仁德之心。他在严格的纪律下仍保持公正与人性化,体现出一位优秀将领应有的风范。这种“以义服人”的精神,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和传承。
他一生驰骋沙场,东至辽西,西至河湟,南下淮楚。每战必胜,从未失利,也从未越轨。朝廷对他毫无戒备,军队中也毫无怨言。这种罕见的平衡,实属难得。
在太宗统治的鼎盛时期,权臣不断涌现,名将层出不穷。房玄龄以文治安定国家,李靖以智谋稳固边疆,尉迟敬德以勇猛震慑敌人。而徐世勣的存在,如同坚实的石柱,支撑着整个军事体系的稳定。他虽无出人意料的战法,却以稳健、忍耐与诚信闻名于世。
每次归朝,他都先入军府,再赴朝堂。太宗曾问他何以不速来见,徐世勣答:“军未定,不敢言功。”史书记下这句话,简短而锋利。那不是谦虚,是制度意识的觉醒。
多年征战之后,他的名字已成为军中纪律的代名词。在唐朝初期,能够平安退下的将军寥寥无几,而他却做到了。 在我看来,他的经历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坚韧与智慧,更彰显了当时军队严格的纪律要求。能够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存活并全身而退,实属不易,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部下的严格管理。他的故事,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,也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忠诚、责任与纪律的深刻启示。
功成与寂静
贞观二十二年,他上书请求辞官。文中仅提到“因年事已高,身体多病,请求返回家中休养。”太宗批准了他的请求,并赏赐数百件金帛。徐世勣表示感谢后,不久便离开京城。
他不曾建造府邸,也未招纳门客,独自居住在齐州。他每天外出,仅带两名骑马的随从。
太宗仍经常派使者前去问候安好。史书中有“皇上多次询问他的起居状况”的记载,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少见的优待。他在朝中任职三十年,从未受到过一次弹劾。
那时尉迟敬德已经退隐,李靖身患疾病,房玄龄也已告老还乡。昔日的功臣纷纷离去,唐太宗感叹道:“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,如今只剩下李世勣还在了。” 从历史的角度看,这段话不仅反映了唐朝初期功臣逐渐凋零的现实,也透露出帝王对过往岁月的感怀与孤独。功臣的离世或退隐,往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,而君主在面对这种变化时,内心的复杂情绪可想而知。这也提醒我们,历史不仅是英雄的舞台,更是人事更迭、盛衰交替的见证。
贞观二十三年夏,他病重。太宗派遣御医诊治,并赐予药物。病情一度好转,但随后再度恶化。同年秋八月,徐世勣在家中去世,享年七十六岁。太宗得知消息后,下令停止朝会一日,追赠其为太尉,并赐谥号“襄”。 从历史记载来看,徐世勣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他作为唐朝开国功臣之一,一生历经战乱与安定,为国家统一和稳定作出重要贡献。太宗对他的追封与哀悼,体现了对其功绩的高度认可。这一事件也反映出贞观年间对功臣的尊重与礼遇,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史书评曰:“襄公功名并重,处身有终。”
他死后,家境清贫,家中并无剩余钱财,府库中仅存兵书三卷、甲胄一副。地方官员为其建立祠堂祭祀,祭品简朴,不事奢华。百姓自发前来悼念,表达敬意。 此番情形令人动容,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与影响远胜于物质的积累。在当今社会,人们往往更关注财富与地位,而这位人物却以简朴的生活和忠诚的操守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怀念。他的存在提醒我们,真正的价值在于精神与品德的传承,而非外在的繁华。
有士卒写下挽语:“公不语威,而威在人心。”
太宗在《实录》中亲笔批注:“世勣忠而能忍。”短短四字,概括了他一生的处世之道。忍,不是软弱或退让,而是在权力的漩涡中懂得进退、把握分寸。 在我看来,“忍”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智慧。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,能够克制情绪、隐忍不发,往往比一时的冲动更具力量。李世勣的“忍”,不仅体现了他的忠诚,更展现了他在权力场上的成熟与冷静。这种品质,在今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:在面对冲突与压力时,如何以理性与克制赢得更大的空间与尊重。
他从瓦岗的草莽中崛起,历经三朝更迭,始终未被猜疑。他不如李靖智谋深远,也不如尉迟敬德英勇显赫,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稳重与谨慎。他成功避开了政变的风波、功高震主的危机以及派系斗争的漩涡。他以低调的姿态活到最后,以克制的态度保全了自身的名誉与地位。 在我看来,这位历史人物的成功并非源于惊世的才华或显赫的战功,而是在于他对局势的清醒认知和对自身分寸的精准把握。在权力更迭频繁、斗争激烈的环境中,能够始终保持低调与克制,实属难得。这种处世智慧,值得后人深思与借鉴。
他的生平如同一条铁线,从乱世中起步,直至盛世而终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奇迹,也没有传奇色彩的故事,唯有始终如一的警觉与自我约束。他用一生的经历证明:在权力核心之中,真正的智慧并非权谋,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“度”。 在我看来,这种“度”不仅体现在个人修养上,更是一种对局势的深刻理解与把握。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,能够保持冷静、克制,不越界、不激进,往往比任何权术都更具价值。这不仅是对个人的保护,也是对整体秩序的维护。他的经历提醒我们,在面对权力与责任时,理性与节制同样重要。
当时人议曰:“徐公能全身而退,此其智也。”这才是他真正的“保命方式”。返回,查看更多 徐公能够安然无恙地脱身,这体现了他的智慧。这种处事方式,正是他得以保全自身的关键所在。返回,查看更多
 
					 
					 
					 
					 
										 
										 
										 
										 
										 
										 
										